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
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
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
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
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
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
真关注。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
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
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
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
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
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
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
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
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体能言善辩，洞察秋毫，故一场激烈的争辩在所难免。世人都
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
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
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
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地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1952年的院
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都必须保有的心态。前者只能在历史提供
的舞台上表演，后者也不便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人所难。本文的叩问，基本上是在此
立场上展开。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
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
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
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
。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
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2001年23期，12月1日）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
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
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2003年6月5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
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
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
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
个重要的位置”（2002年9月29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
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论及人文在现代大
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
的五“重”五“轻”》（2002年10月9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
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
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
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
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
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
2003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
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
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
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
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
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2002年3月13
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
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
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
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
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
，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
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
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
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２５％的权
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
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2002年5期，3月
16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
，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
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
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
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
，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
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
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
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
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
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
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
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
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十年、
二十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
”，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
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
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五十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
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
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
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
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
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
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
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
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
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
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
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
。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
，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
、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
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
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
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
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
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
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
落到实处。

二、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
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
”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
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
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
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
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5000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
，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
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
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
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
，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
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
，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
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
、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
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
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帐，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SCI索引等，这些都是
“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
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
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
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
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
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
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
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
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
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
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
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订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
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
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
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
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
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1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
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
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
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
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
”（《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2002年9月17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
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
，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
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
，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22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
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
“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
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
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
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
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
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
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
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
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
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
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
，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
“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
“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
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
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
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
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
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
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
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
、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
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
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
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
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
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
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
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
。《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
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
”，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
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
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
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
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
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
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 其结果往往是
“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
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
，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
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
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1902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
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
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
（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西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
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1906年的《学部奏请
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
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
政策的制订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
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
“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
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
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
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唯一的标准
，整天将“哈佛”、“史丹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
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
相提并论的“哈佛”与“史丹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
；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
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
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1952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
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
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
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
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2003年2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
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史丹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
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
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
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
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
，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
”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
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
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
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
眼睛就能想像得出其各自的风采。1952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
气，越来越趋同；唯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
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
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
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
，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
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1920年代的学习欧美，1950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
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
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
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
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
出版社，2000）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
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
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
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Ruth Hayh
oe的说法，参见 China ’s Universities 1895—1995 : A Century of Cultural C
onflict pp3—23 New York 1996）。
最近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
，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
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
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
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4）。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
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
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
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
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2003年6月20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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